重磅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总体报告：“十四五”城市化中国新美景
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8次总体报告：
“十四五”城市化中国新美景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8》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研究员领衔，两岸四地城市竞争力专家共同携手联合完成，详细评价了中国291个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可持续竞争力以及影响城市竞争力的方方面面。本年度总体报告聚焦从城市看中国，迈向“十四五”及未来15年的城市化中国，有新理论与新假设、新动力与新红利、新格局和新趋势、新对策与新建议。本报告的年度主题是“劲草迎疾风：中国的城市与楼市”，回顾、梳理和比较了中国过去20里发生的四次外部冲击对楼市和城市影响，发现中国的城市和楼市承受住了四次外部冲击，并且在经受外部冲击以后变得越来越强健。本年度报告首次实现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全球城市竞争力全方面的接轨。报告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本年度总体报告聚焦从城市看中国，迈向“十四五”及未来15年的城镇化中国，以新假设与新框架为工具，研究发现：新需求力量、新交互力量、新空间力量和新供给力量等四大引擎驱动城镇化中国发展；聪明的城镇化人口、数字的城镇化产业、智慧的城镇化更新和星云的城镇化空间等四要素绘制城镇化中国新美景；以教育、居住、治理、城市体系等四支柱支撑城镇化中国发展。
Part 01
新理论与新假设：四要素耦合与轮动决定城市化中国走向
1.1城市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发展就是人类在一定空间下交互作用而实现净正创造过程。人类最大化需求、人类体力和智力禀赋、规模报酬递增率以及资源的存在空间和移动成本，决定人类发展是人口、交互、空间和产出等四要素结合与循环的过程。按照以上四个方面的结合和循环的不同特征，可以进行不同的阶段划分。从聚散和动静角度看，人类发展已经经历了：流动而分散的游牧时代、固定而分散的农业时代，固定而聚集的城市时代，还将迈向流动而聚集的智能时代。
城市化是农业时代向城市时代的过渡状态，是人口从分散固定生活和分散农业生产转向转向人口集中固定聚集从事非农活动的过程。具体也表现为四个转化：人口转化即从农民变市民。从分散、封闭的自然人到聚集、开放的社会人，从原来的农业生活资料结合到新的非农生活资料，从主要的体力、极少智力付出到主要的体力、多一些智力付出，从分散聚集的生活居住到集中聚集的生活居住。交互转化即从农业变非农。从自给自足到分工交换，从农业生产要素结合到非农要素结合。空间转化即从农村变城市。从稀疏的开发空间到密集的开发空间，从土地作为直接交互要素到间接交互要素。产出转化即从农业产出转向非农产出。从农业为主的最终产品转向非农为主的最终产品，从农业为主简单工具和技术转向非农为主复杂工具和技术，从简单、狭隘的公共产品体系到复杂、广泛的公共产品体系。从自给自足的制度规则到分工合作的制度规则，从乡村家族治理到城市社会治理。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城市化发生和发展的一般动力机制是：首先产出层面的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农产品相对需求出现剩余，而需求层面永恒的扩张导致非农需求，进而决定在一定制度规则下的非农交互活动，受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影响，加上土地不是非农活动直接生产要素，从而导致人口在空间上聚集并进行非农交互，从而城市化不可避免的发生并将不断发展直到完成为止。
1.2经典城市化的一般表现
在上述体系封闭、空间同质、市场制度的假定下，需求永动和技术进步决定着城市化总体状态。而经典城市化的一般表现有以下几点。
第一，职住同步转移：从一般的规律来看，没有职住分异的情况，他们的职住就是一体的。
第二，公共产品同步：公共产品随人口转移自然迁徙并从少到多、从弱到强。
第三，要素自由交换：人与地要通过市场或者政府的方法，经历从先分离到再结合的过程。
第四，社会重建同步：从地缘和亲缘关系直接转变成业缘和地缘关系。
第五，基本发展规律：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小城镇转向大都市。城市空间由单中心向多中心逐步扩大。城市职业更加多样化、高级化和复杂化。城市化的动力或目标从重视工作（职）转向到重视生活（住）。城市化在速度上经历缓慢、加速和放缓的过程。
1.3中国城市化的个性条件
第一，大国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地域辽阔，层次多样。这决定中国城市化是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平衡，而在更小范围的失衡，进而决定中国城市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城市化程度区域间方差较大。
第二，开放背景：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过程的是中国从封闭向开放转变。与此同时，全球市场、要素和产业一体化在迅速扩展，而未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
第三，制度转型：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过程的是中国从计划向市场转型。如20世纪80年代“允许农民自带干粮进城”，但不予落户；1990-2000年通过购房办理落户。这些不断改革的制度因素决定着中国城市化与众不同和不断变化。
第四，技术进步：中国城镇化第四次技术革命正在发生的过程中，不仅前三次的技术广泛影响中国城市化，使之与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有相似之处，还因为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影响而有所不同，集中体现在空间上呈现更大的聚集和更大的扩散。
1.4中国上半程城市化的成就巨大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加速过程，使中国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乡土中国迅速嬗变为富裕现代的城市中国。
第一，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城市从星星之火变燎原之势。1978年全国的城市和小城镇仅193个和2000个，到2018年分别达到660多个和20000多个，与此同时，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巨型城市化地区正在快速出现和发展。
第二，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人口惊人聚集且生活巨变。1978-2018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2亿增长到8.31亿。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至2018年的39251元。
第三，40年的城镇化使得中国的城镇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40年间，城镇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1978年，全部城镇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到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达53364亿元。
第四，40年的城镇化使得城镇空间快速扩张和城镇环境日新月异。1978-2016年，中国城镇空间即建成区面积与城镇建设用地分别增长了7.44倍和7.88倍。与此同时，全国城镇公园绿地面积从1981年的2.2万公顷到2016年年末的65.4万公顷，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从1978年年末的23.6公里到2017年年末4484公里。
总之，中国城市化既拥有影响城市化的一般因素，也存在影响城市化的特殊条件，从而决定中国城镇化既遵循一般规律又有自己特色，既决定上半程城市化速度快、成就大和变异多，也决定下半程城市化的新趋势、新红利和新挑战。
Part 02
新动力与新红利：四大引擎驱动城市化中国发展
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跨过60%，城市化进入中后期后，下半程城市化动力发生重要变化。由于上半程城市化遗留下不少问题，下半程的“十四五”及未来15年城市化依然强劲。
2.1新需求力量：生活与居住是未来城市化中国牵引力
美好生活是下半程人口城市化需求的主导力量。最终消费需求及其升级是人类一切发展包括城市化最初始的牵引力力量。上半程城市化是来到城市工作以维持城乡的生活。就业是上半程人口城市化的主导需求。下半程城市化是来到城市居住并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在稳定就业的基础上，居住和生活是下半程城市化的主导需求。这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育乐业的私人和公共服务及设施，尤其是优质的住房、教育、康养、文化、娱乐等。
2.2新交互力量：新四化引致的分工交互是未来城市化中国经济驱动力
非农交互活动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这决定非农交互规模、数量、类型自我强化。不仅与上半程不同，“十四五”及未来15年新型的不断扩大的规模和形式推动经济城市化持续发展。市场一体化带来全国化分工与交互力量、城市大型化带来多样化分工与交互力量、产业高级化带来服务化分工与交互力量、科技产业化带来智能化分工与交互力量。全国化、多样化、服务化和智能化所加深的分工与交互是城市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驱动力。
2.3新空间力量：高端聚集和低端分散是未来城市化中国的空间力量
纵观全球各国空间演化的表层现象和内在规律，聚集与分散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形态及其的两大力量。在规模收益和距离成本的作用下，空间聚集具有必然性且随技术进步不断加强，但在一定技术条件当聚集成本大于收益，扩散将必然发生。在城市化下半程的十四五及未来15年，虽然聚集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但分散力与聚集力的博弈将复杂化，在城乡、区域、城市及城市内部都将呈现高端要素的聚集力主导和低端要素的分散力主导的组合，大尺度聚集力主导和小尺度分散力主导的组合。
2.4新产出力量：人力资本、技术与制度创新是城市化中国的新红利
在产出层面，产出是下一次生产的投入，在城市化的上半程，劳动力、资金、土地依次与制度创新主导推动着城市化奇迹的发生。在城市化下半程的十四五及未来15年，人力资本、技术资本、软件环境将依次与制度创新主导推动着深度城市化。2020年预计全国人才资源总量将达到2.25 亿人左右，未来若按照每年净增500万人，2035年人才总量将达到3亿人。在外向学习红利逐步减弱的同时，逐步积累的技术基础将促进自主创新将深刻改变人口、交互和空间城市化的内涵和形态。有鉴于市场化制度在资源配置上具有更大的优势，中国市场制度的改革还没有完成，与此同时，有关城市社会的交往规则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如果说上半程的制度改革和治理建构是上半程的重要动力的话。下半程制度变革和城市治理完善，可以更进一步扩大城市化的规模、提升城市化的质量。
Part 03
新格局和新趋势：四大要素绘制城市化中国新美景
中国城市化的条件和环境决定中国城市化上半程既遵循规律又与众不同，进一步决定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新趋势和新格局。
3.1聪明的城市化人口
第一，长寿化和知识化与人口城市化同步。基于目前的水平和增速进行趋势预测：按每年提升0.7个百分点，2035年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5%。按每年增长0.3岁，未来15年人口平均寿命将增加4.5岁左右，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接近4亿人。若按照每年净增500万人，2035年人才总量将达到3亿人。
第二，大学生与农民工分别是增量和存量城市化的主体。据估算：未来在每个年龄1000万左右的城市化人口中，有500万及以上是乡村籍大中专学生毕业生。农民工成将为存量深度城市化的主体。从2011年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开始呈逐年回落趋势，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为：1.38亿人、1.36亿人、1.37亿人、1.35亿人、1.35亿人。
第三，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区际间双向梯度转移和流动。一方面，年轻的大学生从乡村、非都市圈城市群的小城市、中西部城市向东部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流动。另一方面，年长的农民工从东部城市、中心城市向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的家乡返回。
第四，城市化人口的职、住与公共服务趋向一体化聚合。在中国城镇化将从初始的“职城住乡，职住分离”，到未来“职住城乡，职住一体”，人口与权利走向一体。
3.2数字的城市化产业
需求升级、技术创新、产业链新趋势和国际环境变化决定：“十四五”及未来15年，作为交互活动主要内容的产业发展将呈现新的趋势和格局。
第一，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生活城市化导致多样化的服务业增长，城市产业将从生产制造转向生活服务。
第二，产业数字化日益广泛。数字化将使城市社会从有形的物质生产、消费、交换主导，转向无形的物质即知识信息数据的生产、消费和交换为主导，将深刻改变城市的制造和服务产业体系。
第三，经济全国化不断加强。在以内循环为主体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分工将从全球为主转向全国为主。全国城市区域将从整体上的全球工厂转向分别的国家创新中心、制造中心、加工基地、资源基地、消费中心、服务中心。
第四，经济空间形态多层嵌套化。基于人口、区位条件、公共产品布局，以及非农产业发展趋势，在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空间上，将形成多层嵌套的产业和产业链体系。
第五，产业经济双层流动和变化。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都决定产业链将重新布局。一方面，中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向大都市周边、向中小城市迁移，中西部尤其中部、大都市周边和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将崛起。另一方面，中高端创新产业向东部、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核心区布局和转移，东部中心城市、中西部中心城市的产业将依次升级。
3.3智慧的城市化更新
第一，从规模扩展转向密度提升。与发达国家比较，目前我国城市密度相对较低，未来15年以优化结构、盘活存量为主导，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都将不断提升。
第二，从开发建设转向智慧化更新改造。未来城市化将转向住房及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升级，与此同时，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技术，不仅催生了新型基础设施而且将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新改造。
第三，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公共服务的供给。在城市化的上半程，从1992年到2013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呈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是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还比较缺乏。在城市化的下半程，教育、医疗、文化、体育、休闲、养老等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将成为发展的重点。
3.4星云的城市化空间
在“十四五”及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活动的区域将在聚集和分化中实现形态重塑。一方面，在各个空间尺度上，一些中心地区将扩张和崛起，另一些边缘地区将收缩和衰退；另一方面，在大尺度聚集的地区，同时存在小尺度扩散。尽管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复杂，各地情况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中心村将逐步城镇化，边远村将进一步萎缩。
第二，中心镇逐步城市化，边缘镇将部分衰落和消亡。
第三，中心城市将大型化，边缘城市将收缩、降级或消亡。
第四，大中心城市将大都市圈化，大中心城市依次升级。
第五，大都市圈呈现大城市群化，城市群走向巨型城市地区化。
第六，中心区域将扩大化和网络化发展。
总体上，全国国土空间体系将走向城市化和一体化。“十四五”及未来15年中国城市体系将逐步演化为：城市群、大都市圈、城市、城区、小城镇等多层嵌套的城镇体系，根据课题组模拟和预测全国最优的体系为：17个城市群，103个都市圈，1474个城市和城区，以及近2万个镇的未来的多层次嵌套结构。在此基础上，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Part 04
新问题与新挑战：四个软肋影响城市化中国
4.1分化加剧
全国层面、省级层面、城市群层面、都市圈层面、中心城市层面的人口增减伴随着人均收入分化。如从2010年到2018年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增加了10.26%，而非中心城市常住人口仅增加了3.00%；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城镇收入差距从2010年的5865元扩大到2019年的13177元。从2010年到2018年，城市群人口增加了5.18%，非城市群人口增加了3.31%，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人口差距从2010年的52979万人扩大到2018年的56428万人；城市群和非城市群的城镇可支配收入差距从2010年的2012.92元扩大到2018年的3057.48元。
4.2错配加深
“十四五”期间及未来15年，人口城镇化、职住一体化、人口流动性聚集将使得已存在的资源空间错配进一步加深。
第一，转移人口与住房分布的空间错配加剧。从都市圈城市群看，从2003年到2018年，城市新增人口的92.22%都在城市群和都市圈里，2002-2017年房地产的销售仅69.62%在都市圈和城市群。
第二，转移人口与基本公共产品的错配加剧。目前农村的固定资产为3.1万亿元，其中2/3是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非经营性固定资产。由于公共服务附着在住房上，前期住在农村和住在家乡城市导致品质不高的涉及生活保障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产品，且广泛布局在农村和中小城镇，而未来随着大量人口职住一体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这些乡村和中小城镇的公共产品将日益空置。
第三，转移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加剧。转移人口职住城市化使农村转移人口的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将大量空置。从2010-2018年，城市群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44.98%，非城市群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39.15%，所以未来这一趋势势必加剧。
第四，集体建设用地与优质公共服务的错配。由于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取决于行政权利和财政实力，因此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的优质公共产品的分布明显倾向于行政级别高、经济实力强的中心城市，但是城市建设用地是行政审批和平均分配，从而导致土地与优质公共服务的错配并带来许多问题。
4.3负担加重
与乡村相比，城市的公共产品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将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的扩大，城市化几乎意味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指数增长，在“十四五”及未来15年中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将给城市政府带来巨大财政负担。
第一，存量城镇化人口欠账偿还。上半程城镇化速度惊人但由于职住分离和半城镇化使得2.9亿存量转移人口的城镇公共服务尤其是初始固定投资没有解决。
第二，新增城市化人口规模巨大。未来15年至少将有1亿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与此同时还将有1亿人口从中小城市迁往大都市区，这些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转换，将与存量城市人口的公共服务的初始固定和流动公共支出大致相当。
第三，城市化加剧了人口高龄化。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15年的16.1%增加到2030年的25%左右，其养老、医疗和社保的公共服务支出将需要较大的增加。
第四，公共服务标准在不断提升。如果都按照省会城市公共服务的标准，城镇2/3人口的公共服务都将进行不同的改善，由此需要巨额的公共财政支出。
4.4风险加大
城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即农业人口向城市职住迁移及其聚集与流动，在创造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一定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加上前期问题的积累，在进入城市化的下半程的十四五及未来15年，人口城市化聚集与流动使风险进一步加大。
第一，人口聚集和流动触发的自然灾害。人口的大规模和高密度聚集即大城市和城市群使得自然灾害风险更高。联合国的数据（UN,2018）显示：2018年在人口50万及以上的全球1146个城市中，有59%即679个城市的14亿人口面临着遭受飓风、洪水、干旱、地震、山体滑坡和火山爆发等六种自然灾害中至少一种灾害的高风险；89个沿海城市面临着两种及以上自然灾害高风险；26个特大城市面临着三种及以上自然灾害高风险。
第二，人口聚集和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城市以及城市群面临着更加广泛、密集、多元、变化的交互关系和公共事务，如果任何个体、团体、区域、行业的恶意行为如果没有得到有效控制，都会引发安全和公共危机。
第三，农业人口职业转换面临失业风险。未来就业岗位在减少或调整，而2.9亿农民工不仅难以适应新的变化而且再也回不到农业劳动的就业海绵里，并且0.8亿的征地拆迁城市化人口就业一直堪忧。
第四，房地产与城市建设过度发展风险。在房地产方面，一些城市面临着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笔者测算：全国城市房价收入比在2019年平均高达1：9.1。另一些城市面临数量泡沫即大量空置的风险。西南财大课题组测算：全国城市空置率2017年高达21.4%。
Part 05
新对策与新建议：四大支柱支撑城市化中国
不管基于哪个方面，发展终身的、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都是关键的关键，特别有利的是政府、家庭、社会各方都有较高的积极主动性。
第一，延长义务教育。将义务教育的时间从目前的9年制先提高12年制，再提高至15年制，逐步提升义务教育统筹层级，将每个学生义务教育投入直接与学籍挂钩并随学籍迁移而迁移，并利用在线教育，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
第二，普及大学教育。继续快速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力争从2018年的51.6%上升到2035年的75%，逐步实现愿上即上。打开职业教育上升通道，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相互之间上升通道，从而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技术技能人才、科研创新人才等。
第三，建立终身教育。适应智能化时代对劳动的智力密集度要求，以及技术日新月异的需求，所有劳动人口都应不断投入人力资本，以求不断提升和更新其智力和技术水平。
第四，改革教育方式。通过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发现每个人的个性特征，真正实现因材施教。通过在线教育，打破知识和学习资源的时空限制，通过“干中学”“用中学”“研中学”“玩中学”，终身处在学习状态。
与此同时，适应智能化时代的条件变化以及机遇与挑战：加快建立差别化的延长工作年龄的制度，建立根据年龄、体力、智力和技术变化，动态调整劳动人口职业和就业岗位的制度，改革工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5.2以居住为抓手，补齐城市化中国的公共产品体系
住是城市化的最终落脚点，是解决公共服务和过上城市美好生活的保障。与此同时，住也是转移人口、城市政府以及相关市场主体都有积极主动性，单纯地解决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很多政府就不情愿。以“住”为抓手，以都市圈为主体，将住房与建设用地指标、公共产品供给绑定在一起进行予以机制化的共同解决，实施“住有宜居”和“新市民安居工程”，有效化解未来城市化的挑战。
第一，围绕住房构建以都市圈为单元和主体的全国住房空间体系。大都市圈是地方化住房市场的基本单元。根据都市圈的人口、产业、土地资源以及现在的存量在空间分布，确定各个都市圈住房的增量及都市圈内部的空间分布，促进都市圈为单元的住房市场一体和保障统筹，改变过去在城市和全国层面新旧、租售、商品房和保障房分割的局面。
第二，围绕住房构建以都市圈为主体的中国公共产品空间体系。建立与住房绑定的都市圈内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住房供给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挂钩。构建与住房绑定的以都市圈单元和主体的全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全国性功能的重大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布局与在全国人口和住房的都市圈的聚集格局相挂钩和匹配，重点分布在若干大都市圈。
第三，围绕住房构建以都市圈为主体的配置城乡建设用地。建立都市圈内，住房与土地指标相挂钩制度；建立以都市圈为单元的住房、公共服务与土地指标相挂钩制度。
第四，签订都市圈的住房、公共服务和土地一体化相关协议。都市圈里边涉及拥有相对独立的财政和经济利益的各个城市，应尊重市场主体的最优空间配置选择，按照公平交换的市场原则，就土地资源环境供给、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以及税收分享。
5.3以城市体系支撑，重塑城市化中国的空间体系
步入城市社会，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体系已经从乡村体系主导转向城市体系主导。在城市化下半程的“十四五”及未来15年，应建立多层嵌套城市体系主导的中国经济空间体系。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以多层嵌套的城市体系支撑重塑中国的新经济地理。将城市体系作为主体、枢纽和骨干，坚持重点和全面相结合，重视城市体系兼顾乡村体系，重视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区兼顾非城市群都市圈的中小城市，建立一个经济竞争力、社会凝聚力、环境永续力强大的现代化城市中国。
第二，以齐普夫法则为参考布局多层嵌套的全国城市新体系。让城市群包含着大都市圈、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既让不同形态的城市保持合理规模，又让多种形态城市协调发展。让中小城市、小城镇既分享和化解大城市正负外部性。让所有城市分享多形态嵌套和多城市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红利。
第三，以最优规模为基准参考确定各形态、各功能城市的合理规模。规划必须首先确定首位城区、首位城市圈、首位城市群的合理规模，然后参考齐普夫法则确定随后的各形态规模，而不能竞相扩大。
第四，遵循人口及经济规律构建全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体系。结合人口、公共产品、软硬件环境的布局，以及非农产业发展、升级、分工和空间布局及转移趋势，构建城市空间为载体的多层嵌套的产业和产业链体系。
第五，以合理城乡人口体系为基础构建全国一体的公共产品体系。基于全国城市群、都市圈和城市以及城镇乡村的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分布趋势，布局服务尺度不同、聚集密度不同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治理体系。
5.4以治理为保障，建设城市化中国的社会秩序
随着国家从自给自足、封闭、狭小、静止、熟悉、分割的乡村小社会转入分工交互、开放、陌生、多元、流动、联系的城市大社会。社会公共事务从狭小到广大、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顺应趋势、应对挑战、释放红利，应建立对城市为本底的公共治理体系。
第一，构建服务城市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制定城乡一体的、以城市为本底的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按照城市社会的政府公共职能，调整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
第二，构建城市区域协调的治理架构。制定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核心的次区域空间规划。基于都市圈形成和发展趋势，调整市县区行政规划，通过城市合并、撤县设区、区县化转等，将同一都市圈的空间，尽量纳入同一的城市之内。
第三，建立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体系。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现代城市是人口、资本、物质、信息高度聚集和流动的复杂系统，城市事务尤其公共事务需要全体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建、共治和共享。完善一些公共事务在政协的协商和落实机制，既可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也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协的作用。
第四，完善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体系。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甚至于个人的多种多样的协作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商与合作，来共同决定和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制度体系，调动社区所有主体的力量，共同促进社区的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和环境优化。
（执笔：倪鹏飞，徐海东，马琦伟）
作者简介
倪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助理，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致力于城市经济学、房地产经济学、竞争力经济学等研究。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秘书长。
中国社科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课题组组长、
首席城市经济学家（2016-2022）。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兼职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多个省市的政府顾问和智库专家。
主编和专著《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住房发展报告》、《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中英文著作40余部，在Urban Studies、Cites、《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等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代表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第十一届），多项要报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并多次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研究特等奖和一等奖。
作者简介
徐海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要研究领域：城市与房地产金融。
作者简介
马琦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在读博士，曾供职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高级城市规划师、注册城市规划师，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地理信息和时空大数据，现任北京大学国土空间规划设计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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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倪鹏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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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详细内容可至官方网站查询：
GUCP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
http://gucp.cssn.cn/
联合国人居署网站：
https://unhabita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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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鹏飞｜北京大都市圈拥有经济中心的巨大动能倪鹏飞｜兰州可立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青云之志
魏守华｜哑铃型：中国城市体系发展的特征事实张庆华｜纠正地方要素市场扭曲需配套推进张永生｜城镇化：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周颖刚等 | 高房价和“婴儿荒”：住房不平等导致生育不平等
颜银根等 | 崛起或衰落：高铁开通、地区特定要素与边缘地区的命运赵燕菁：旧改很可能是未来城市大分流的岐点陶然｜旧区更新：破解三大博弈困局有三策刘志：钉子户是旧城改造的世界性难题秦虹：实施城市更新战略，城市发展从土地红利到效率红利倪鹏飞：融资监管“三条红线”抓住了楼市“狂牛的牛鼻子”余淼杰：中美贸易摩擦致美国教育损失巨大 相当于出口降低10%
徐林：深度城市化需突破7大改革重点杨伟民：未来我国人口和城市化密集的地区可能在20个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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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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